原文刊载于《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4辑（2013年第1卷） -------------------------------------------------------------------------------- [①] See William K. Frankena,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3), pp.4-5, p. 96. [②] 见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257页。

孔子故里的礼让之风就在这些生活化的礼仪熏陶之中逐渐归来。书院被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庄等村庄环抱，鸡犬之声相闻，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

《弟子规》，这本传统蒙学教材，是教孩子如何孝敬尊重长辈的，现在，他却成了孙子和爷爷们共同使用的教材，这是在为一个时代补课。从此，孩子们每周末都到书院里学唱歌曲，并经常在国学课堂上为村民演唱。尼山圣源书院是北京和山东的一些学者们在泗水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书院位于尼山脚下，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八百米。他们还计划组建新乡约以解决乡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问题。

  中华文明被称为乡土文明,传统乡土之所以文明，是因为它曾经是儒家文化的沃土，私塾、祠堂、宗族、家谱、家庙、家训、家礼和各种形式的祭祀礼仪，构成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乡土文化体系，培育了传统乡村忠孝仁厚的风俗，成为中华文明生命活力经久不息的源泉。以邻为壑乱倒垃圾的少了，人们宁愿往前走几步将垃圾倒进坑里。宋明儒学重视心性， 故多有某种神秘体验， 阳明后学尤其如此。

应该说， 二十世纪早、中期的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 儒家不是宗教。在这种格局下， 儒家采取的基本策略是， 对本已存在的丰富的神灵崇拜体系予以改造， 灌注以儒家价值， 使原有的各种宗教均成为儒家价值之教化渠道，这就是儒家的神道设教之道。这里虽有一个教 字， 但与今日所理解的宗教之间有极大的区别， 更为恰当的词是 文教， 以文教化， 而非以神教化。关于这一点， 后面将会详尽讨论。

及地之五行， 所以生殖也。四书、五经是儒家之核心经典。

不过， 儒家不可能被摧毁。而在儒家的文教地位遭到侵蚀的时代， 则可能出现宗教间冲突， 如北魏太武帝灭佛，恰恰是因为儒家微弱， 而有道教、佛教之争夺。联结华夏共同体、维系基本秩序之共同价值乃是由士大夫守护、传播、教化的。他们共同构成 儒家士大夫。

实际上， 在中国历史上， 存在着中国宗教现象之三：恰恰是在儒教作为一种文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能够形成宗教宽容。基于这一事实， 本文认为， 儒家之宗教化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恰当的。而汉代儒家士大夫进行了一场绝大的宗教政治努力： 要求汉家废除承继自秦的五帝之祀， 而建立郊天之礼， 事在《汉书？郊祀志》。佛教传人汉地后， 与中国固有传统，道教、儒家， 或有冲突， 这种冲突迫使佛教进行调整， 而有中国化过程。

儒家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教体系，必与之发生关系。在中国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中，它们处在不同层次。

当然， 儒家所养成之士， 还是社会治理之主体， 或者是通过某种考核程序， 进人政府， 担任官员， 此即大夫。儒生信奉宗教， 虽屡遭批评， 但是， 并不为儒家所严格禁止。

？ 然而， 这一上行路线在当下不可期待， 为此， 儒者不能不寻求下行路线： 所谓 下行路线， 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 成立类似于中国的基督教会或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会， 以儒教会的组织化形式来从事儒教重建与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即如卜筮， 大儒如朱子，也常于公私生活中用之。也许可以说， 佛教之中国化，是儒家神道设教最为成功的案例。本世纪初， 中国社会又出现另外一种力量： 具有明确自我身份认同的 儒教徒。由孔门开始，儒生自然而普遍地接受华夏族群内有源远流长的多元神灵崇拜。愈到晚年， 康南海愈对此事用心，而不惜与袁世凯、张勋合作， 引来诸多诟骂。

接下来， 似乎受西方教会制度影响， 康南海发展出孔子为教主之理念， 而形成孔教构想。儒家对祭祀之义， 也即祭祀的社会功能， 也进行了深人思考。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 荀子具有较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 所以他相信，君子不当崇奉那些虚无缥缈的对象。这样， 完整的儒家之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学： 经学和作为诸子之学的儒学， 两者密切相关而又有性质上的区别。

几乎所有大儒都有出人佛老的生命经历，有些人固然最终归宗佛家， 有些人却终生深受佛教影响。比较而言， 儒家之文教性质及其统摄多个宗教而形成的复合格局， 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对于今日世界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现实地说， 作为一个整体的儒家， 也不应成为宗教。宗教化努力通常会给儒家带来严重困扰。其根本原因在于， 儒家基于其核心义理， 并不笼统地面对普通民众， 希望通过构造一个庞大的信众群体，发挥作用。然而， 这些经典所讨论者， 最多只是神灵崇拜之礼， 对于神灵本身并不关注。

形成于印度、经中亚传人之佛教，与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是极大的。这个 儒家士大夫群体之权威来源在于其所掌握的文， 及在接受文的教育过程中养成之德。

这种儒生教育模式， 历史上有所变化。相近于坎坛， 祭寒暑也。

与儒学者相同之处在于，儒教徒信奉儒家价值。但既然是君子，他们就可以在教育、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领域中发挥巨大的引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创造了一个儒生社团， 且首先为学之社团。这种做法妨碍人们对中国文明进行深入而准确的理解、研究。未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仍然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晚近以来， 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明， 总是倾向于以西方为典范，简单地用西方的模式进行削足适履式的简单判断。

这是儒家存在之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而此一差异， 对中国学人来说， 实为大幸： 这有助于中国学人对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既有的概念、范式，比如宗教、宗教宽容等概念， 进行第二次思考， 从而提升渊源于西方的概念之抽象性、概括性。

当然，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文庙只对儒生开放， 学以外的人没有资格祭孔。埋少牢于泰昭， 祭时也。

若王不与祭祀， 则摄位。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故事其实就是传统在复兴， 儒家在复兴： 儒家首先在乡村社会恢复， 表现为儒家式风俗之复归， 比如宗族重建，祠堂重建。